可以说，煤电的发展已经在中国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国家能源局和发改委连续发布了一系列对于煤炭产能的规划建设要求。煤电行业未来的走势也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
前不久，能源基金会集合了各领域煤电专家，对中国煤电的未来发展进行了专题讨论。可以说专家一致的认为中国未来可能不再需要发展煤电。这样明确的观点为何被提出?中国煤电的未来走势究竟如何?让我们看看各位专家是如何分析这些问题的。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副主任邹骥：
我的建议是，“十三五”期间不要再上新煤电了。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有一个基本的思路，首先，我们一定要满足国民经济发展带来的新增电力需求。第二句话，满足这样的需求就需要智慧、科学，不能蛮干，不能用一种低效率的方式。要满足合理的能源电力需求，必须要考虑应对气候变化和治理局地污染的需求。我们必须要考虑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也就是碳的问题，还有局地污染的问题，这是一个约束条件。我们在解决这个问题的前提下，在满足这个约束的前提下，去满足电力和能源增长的需求。这个要求我们创新，要有新的思路，要求发展路径的创新、技术的创新、思维的创新，最后实现的是可持续的发展。
到“十三五”末，我不展开讲它的来源，如果不考虑新建煤电，仅仅完成在建和今年已经批准的项目，同时考虑每年淘汰落后产能大概是900万千瓦，2020年我们装机容量大约是在不到10亿千瓦的水平，而且这里面平均发电小时要达到4900小时，可以供电量大概在4.8万亿千瓦小时，这是我们基本的预估。如果2020年，“十三五”末年能源消费量分别为48、50和52亿吨标煤，这是不同的情景下，而且我们还要实现中国在哥本哈根、坎昆所做的承诺，我们非化石能源要达到15%，供电量大约是这三个数，非化石能源，2.2万亿、2.3万亿和2.4万亿。天然气的发电量到2020年如果要达到0.3万亿千瓦时的时候，结论是，可供电量有望分别达到7.3、7.4和7.5万千瓦时，和2020年的6.6、7.2、7.5万亿千瓦时的电力需求相比是完全可以满足的，这是前面预估的电力需求。我们又看到供给端，完全按照我们非化石能源的目标，从现在出发，不增加任何煤电投资，“十三五”期间新增的电力需求是完全可以满足的。
2030年甚至更长远的，我们还考虑不新增煤电投资，能不能满足呢?结论是，也还是可以满足新增的电力需求，但是这个缺口是靠什么弥补的呢?是靠新增的非化石能源，也就是说核电、可再生能源，是靠它们来补充的。
华北电力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袁家海：
目前国家对煤电的调控只能说刚刚开了个头，后面有很多不确定性，而且我们的主管部门应该要为下一步继续升级调控，事先要设计好更多的政策工具，我想这个政策工具里面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到底2020年需要多少煤电装机。主管部门如果不及时把这个目标加以明确的话，对于地方政府和行业来说，这种躁动可能在短期之内很难平抑下去，而且在现在经济下行压力这么大的情况下。
经过我们的一些前期分析和测算，无论是从满足电力需求，还是从满足最大负荷，还是从保障灵活性这三个角度，到2020年，其实我们现有的煤电都够了。如果我们“十三五”期间的电力需求还是像2015、2016、2017年，应该不会超过2%的速度去增长，其实2015年底8.8亿千瓦的煤电装机足以保障需求，没有任何问题。如果我们的经济到2017年、2018年稍微好一点，能继续占到7%甚至更快的速度，比如电力需求达到4%，我想4%在“十三五”期间也会是电力增长的上限，很难突破。因为我们的结构已经在发生着变化，我们的高能耗行业是稳步甚至下降的趋势，它只要是稳步，“三产”和居民有个8%、10%的增长，我们就会有2.5%-3%的增长。如果稍微往下掉一掉，可能我们就保不住3%。“十三五”期间电力需求消费增长的账就这么简单。
我们截止到2016年1月份的时候，我们在建的煤电装机是1.9亿千瓦，因为它是已经打了基础了，已经浇了混凝土了，基础已经安装了，取消是不可能的。可以做出一个判断，2016、2017、2018年，这三年连续，尽管已有的主管部门调控政策调控到位，每年新增5千万到6千万的装机没有问题，基本上没有悬念。这样算一下账的话，到2018年底的时候，现有装机加上在建的装机，比如我们取消1000万到2000万不合格的项目，实际上10.3～10.4亿千瓦的装机已经在这儿了。另外一个问题，“十三五”期间到底从项目审批的角度来说，还要不要再新批煤电?到2016年1月底截止的时候，我们还有6千万的煤电装机是属于发电企业提交了各种环评申请，等着批，我觉得这5千万也好、6千万也好，就不要再批了，之后更不要再批了，主管部门一定要把这个政策把住，如果不把住的话，我们很快就会超过11亿甚至11.5亿，从过剩的角度来说，从转型的角度来说，我们的代价就太高了。
美国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科学家林江：
电力行业是有自然垄断性的行业，不是自由竞争的行业，这种自然垄断的行业，在全球各地都会受到政府的严格监管，这不仅是中国有的情况，在更多国家，美国、英国等等，全球各地都是这样的，这不是一个市场经济的行业。
现在各地监管的机制、环节都有各种不同的特征，其实有三个主要环节在各个地方都很相同。一是对电力行业需求的增长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科学的、透明性的预测。二是根据电力增长的需求来确定未来电力投资新增的需要。三是通过什么样的形式来获取到我们所期望达到的环保型、可靠型、成本效益最小的目标。各个地方监管机制、监管机构有所不同，但是这三个主要的环节基本都是一致的。
电力投资的需求评估是基于准确预测和非常强劲的科学化的工作之上，目前中国有可能出现的一些问题就是这几个环节已经脱钩了，在电力建设的批准上，实际上跟分析预测、规划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所以会有在全国层面有大量电力不用情况下，各地可能还会有不同的新增的电力需求上升。
目前我们电力装机容量在全国范围是远远超出我们保证可靠性所需要的电力装机，这个数字达到了全球平均水平一倍以上。加上未来投资连续的惯性，包括已经制定的政策目标，对核电、水电、风电和光电，未来可能会更高。中国电力系统装机容量远远超出了保证可靠性的需求了，在区域间的差异又特别大，刚才袁教授也讲，目前基本上电力建设平衡调度，以每个省为基础的话，可能未来的调度能够互补短缺，比如刚才说到江西有缺的话，可以从周边富余的省份，从安徽调度，江西不需要做新建的工作。
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大气环境规划部副主任雷宇：
现在看起来，我们空气质量改善仍然是一个长期持续的压力，包括我们现在有85%的人口还生活在空气质量不能达标的区域，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现在的空气质量是世界卫生组织最低的标准，迎头赶上发达国家的要求甚至是世界卫生组织的要求，还有非常长的路要走。
为什么说减排要和煤电扯上关系呢?首先我们说煤炭的使用是中国空气质量差的一个最主要的贡献者。现在我们国家能源结构里，煤大概占到60%以上，OECD的国家煤炭比重大概在20%左右，中国煤炭的使用造成的主要大气污染物排放的贡献大概是在60%-90%之间。我们要实现空气质量的改善，就必须要大力减少煤炭在电上使用中的排放。
通过这个角度，我们认为在“十三五”，包括未来一段时间可能要做这么几件事情，一是我们要尽量减少煤电的装机容量或者发电量。从环保角度来讲，现有煤电厂做超低排放的改造，大概在“十三五”期间会有5.8亿千瓦的机组进行超低排放的改造。
另外我们要尽量减少新建的装机，虽然这些新建装机也能够达到超低排放标准的要求，但是我们认为新建的装机更多会使得每一个煤电厂平均负荷拉低。去年全国煤电厂平均发电小时数大概是4300小时，设计标准是5500小时，很大情况下是在低负荷环境下运行的，低负荷的运行会使氮氧化物等等污染物的控制措施达不到最高效率，所以造成的结果是，虽然在设计过程中会有很好的控制效果，但是由于负荷降低了，使得控制的污染物去除的水平也会降低。这样反过来会导致污染物的排放增加。从单机排放负荷的角度来讲，我们也希望尽量少建新机组参与到发电分配上。在现在煤电机组发电已经这么低的情况，我们不宜增加新的发电容量来使得现有的负荷进一步降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