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了这些城市的电力能源变革，机深智远的全球新产业革命的舞台将在中国诞生，基于此，中国的价税财改革、政府和市场关系的创新构建可以围绕电力能源体制改革这个主题广泛展开，在这个过程中，整个电力体制也可以不断在试错中进步。
中共十八大报告指出，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GDP)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战略目标。这意味着到2020年中国GDP将达到100万亿元人民币左右。为了达到这个社会经济发展目标，如果按照现有的中国能源传统的生产和消费模式，届时能源消费总量将可能达到60亿吨标准煤左右;电力消费也将从目前的年度消费超过5万亿千瓦时，提升到10万亿千瓦时左右;电力装机容量将由目前的11万亿千瓦达到20万亿千瓦以上。
依据这个经济发展路线图，倘若采用传统的能源生产和消费方式，可以预计，到2020年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将超过100亿吨左右;二氧化硫的排放将超过2000万吨左右，中国的空气污染物排放总量将位列世界国别第一。可以说，现代版的中国工业化、城镇化将导致我们文明的摇篮、中国最富庶的东中部400多万平方公里蒙受不可持续、不可承受的生态灾难。
值此2012年中国能源消费总量达到36.2亿吨标准煤之际，包括北京在内的众多城市已经面临生态难题，如果不加快改变传统的能源生产方式，再有七年，2020年中国能源消费总量就将增长到60亿吨标准煤，届时东中部的生态环境可想而知!百年以来的现代化是为了创造可持续的中国文明，而不是为了合成世界上最大的工业病怪。
为此，对于电力体制改革的历史时机，我们可以有三个选择，建成小康社会之前先期实施;边建设边改革的伴随型实施;建成之后的总结清算型实施。比权量力，先期实施改革是最理想的道路，并付出最小代价，因此，越早启动电力体制总体改革，社会代价越小。但是，这需要全社会对电力体制改革达成共识。
正是基于此，2012年3月18日国务院批转国家发改委《关于2012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的意见》，明确指出“深化电力体制改革”。这个文件可以视为中国再次启动了新一轮电力体制改革的总体设计工作的历史起点，它促使始于2002年的上一轮电力体制改革得以延续，这是今天我们开展电力体制改革讨论的逻辑起点。2012年1月，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确立了深化中国电力体制改革的重点研究课题，提出了新一轮电力体制改革的总体架构和可行方案，光明日报出版社2012年3月2日出版了这个研究成果，即《深化中国电力体制改革绿皮书纲要》，绿皮书创作的目的，就是希望借助电力改革这个平台实现新的产业革命，完善中国的市场经济，构建新型的中国生态文明。电力体制改革承载着中国转型的战略使命，应该说，不是哪个产业都有这样创造历史的机遇。
我们知道，建国六十多年来，中国电力体制改革业态划分为总体改革和渐进改革两种手段和两种模式，其中2002年电力体制改革的5号文(《电力体制改革方案》)的历史成就之一就是开辟了对中国电力体制实施总体改革。应该说，每一个大周期的电力战略革命都需要总体变革，目前我们正在进入这样一个新的历史爆发点，与城镇化建设并行需要实施新一轮的电力体制总体改革。
相比较而言，电价改革、拆分国网、输配分开、政企分开、产权改革、推动地方电力发展等，大多属于行业内部的作业口，对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变作用有限，电力产业需要实施重大的文明变迁，总体改革的实施将为各个方面创造机遇，其目的就是实现中共十八大报告指出的“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可以预计，新一轮电力体制改革的发展深度、广度都将超过2002年上一轮电力体制改革，但愿这个改革能够杅穿皮蠹、厚积薄发，总体改革是最大的利益调整，也是社会上关于电力体制改革的最大公约数，这是中国改革新的地平线，谁能把握历史潮流，谁就能获得最强大的生命力。
既然是总体改革，就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顶层设计、试点并行、总体决策等多个步骤和程序。从这个意义而言，中国新一轮电力体制改革的总体架构应该包括三个组元：其一、推动地方政府和电力企业的多元试点改革，理应包括、但不限于试点省份和城市、国家电网在内的各种创新实践;其二、国家能源局、国家环保部门、财政部(含碳税等)等研究并提出的各种电力改革建议方案或者支持方案，尤为重要的是，国家发改委主管部门制定的新一轮电力能源总体改革实施方案等等;其三、最核心的决策就是来自中央国务院的战略决策。中华民族健康生存发展的追求决定了这个总体改革的时刻是可期可及的。
对此，应该充分推进以地方政府和电力能源企业联合的战略试点工作，例如：山西目前的电力装机容量6000万千瓦左右，如果将三分之一，即大约2000万千瓦的装机容量转变为燃气发电、或者改造为IGCC(IntegratedGasificationCombinedCycle)整体煤气化联合循环发电系统，这将改变山西能源结构的中枢机制。它需要中央政府加快解决山西气煤两权发展的矛盾，实现山西洁净煤利用，将使得整个华北地区的清洁能源利用蓝图战略成型，也将勾画出中国版的清洁能源发展轮廓，煤炭清洁利用应该是中国清洁能源不可逾越的战略阶段。我想，中国的清洁煤、非常规天然气利用和高端可再生能源开发的智能能源网体系、美国页岩气开发与智能电网集成发展的创新实践、德国的清洁能源网络带动的欧洲能源互联网的创新，将成为新的全球清洁能源战略的三大组成。从这个大局而言，山西坐拥10万亿立方米煤层气资源，通过并购、环状持股等多种形式实现气煤企业高端利益的整合是完全可能的。
再例如，上海是中国公用事业最发达的城市，具有构建先进、新型的中国能源生产力的智慧和资源，上海电力、浦东电力、申能集团，以及以后可能设立的上海热力公用企业等可以考虑组成股份制的智能能源企业。据此各个能源山头的力量不但不会削弱，合成之后还可以从容应对大都市对能源快速增长和节能减排的发展需求，实际上，上海电力和申能集团的现有资源已为构建世界一流的智能能源企业蕴蓄了基础。
此外，北京、天津、苏州、广州、唐山、常州等城市也都具有与上海类似的特点，可以大力发展智能能源企业，在这场将整个能源设施智能化的竞赛过程中，改革地区应该优先获得改革红利，优先改革的城市有可能载入领导世界新产业革命的史册。
因此，电力能源体制改革的战略突破力量，就是应该全力支持东中部的大中城市放开手脚实施新能源产业变革与体制创新，没有这些城市的作为，就难以取得中国能源革命的突破;如果有了这些城市的电力能源变革，机深智远的全球新产业革命的舞台将在中国诞生，基于此，中国的价税财改革、政府和市场关系的创新构建可以围绕电力能源体制改革这个主题广泛展开，在这个过程中，整个电力体制也可以不断在试错中进步。
20世纪90年代，美国通过互联网的发展，翻转了美国与日本的产业能力对比，淘汰了日本世界老二的经济地位，日本自此步入熊途。21世纪第二个十年智能网将成为世界产业的分界线和断裂带，它将翻转美国、中国、德国的产业能力对比，最为悲壮的格局就是再次淘汰中国世界经济老二的地位，而德国、印度都在成为这个地位的候补者。因此，开展电力体制改革的战略作用，就是要让中国在发展智能网络包括能源互联网领域居于领先地位，它也是中国能不能沦为日本第二的试金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