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微信公众号“Instict” 作者：Frank.H)
随着2017年贵州省电力交易规则的颁布，市场各方对于相关焦点条款争论研讨也基本尘埃落地。相较于2016年实施的交易方式，主要有下述变化：一是总交易规模不变，年度长协规模由去年的400亿千瓦时左右收缩至280亿千瓦时(含跨省交易40亿千瓦时)，占整个交易规模比例由100%降至65%左右，此项变化是在充分考虑当前煤炭市场行情前提下做出的一个重大改变，调整方向之前述电改系列的判断基本一致，同时鼓励双边交易实施价格联动机制或阶梯交易价格(另，2016年交易中电解铝行业因煤价、铝价大幅上涨，在年终协商时达成了价格浮动协议);二是以季度为单位的短期交易(包括季度双边和季度竞价)成为2017年交易方式另一块重要阵地，交易规模占比达到35%左右，尤其季度竞价将对各个市场主体提出更多挑战和考验;三是售电侧改革粉墨登场，2017年将成为贵州省售电公司元年，尽管在当前极端的市场边界条件下，售电业务难以打开局面实现开门红，但交易规则对于双边客户的资格限制、鼓励年用电量800万千瓦时的工业用户由售电公司打捆交易、以及试点园区工商业客户均可由售电公司代理等条款，给当前无价差空间、无特许范围的售电寒冬，略微带来一点小园春色;四是引入违约电量考核条款，月度合同电量正负偏差10%、年度低于95%即形成违约电量，此条款相对于2015-2016年市场实际的履约率而言是相对严苛的，但就制度层面开启需求侧管理之门而言，终归是合理向前的一步;五是2016年未执行的网损价格，2017年将正式开始执行，输配电价(含网损)将平均抬升1.3分/千瓦时左右。六是新增发电权和购电权交易。
抛开当前特殊市场环境下的燃料边界条件来看，长短互补、售电机动、违约考核、网损回归、权益交易等等这一系列的举措，整个贵州电力市场发展在2017年将进一步朝着深入市场化的方向前进，在充分汲取2016交易经验和多方听取市场主体意见的基础上，无疑2017年的交易规则设计更加严谨可操作，尽可能提高了效率兼顾了公平，其意义是进步的。但就目前的格局来看，在年尾煤价高位收官、春节将至全省电煤库存仍未完全恢复至安全线以上的情况下，跨年之际必须要布局到位的年度双边乃至一季度竞价交易，都面临着相当大的障碍。售电公司正式介入尚有三个月的缓冲期，但进入二季度是否就能扭转当前煤炭市场的态势亦未可知，或者可以说依然希望渺茫，那么售电业务的真正落地也同样还需要看煤炭的“脸色”。
任何市场交易的设计必然是基于一定的边界、临界内，而贵州电力市场的设计也同样是基于燃料正常供应的范畴以内，因此在当前煤炭量、价不能均衡匹配发电量供给的时候，那么尽管我们的规则设计先进了，可实际运行依然可能会差强人意，从2016年四季度火电企业的亏损状态可见一斑。但这里必须要强调的是这种并不理想的市场运行导致市场主体受损的原因绝不是在交易规则本身，若因为极端边界条件下的市场运营输出结果不能满足预期，而将罪责加之于市场交易规则上，甚至怪罪于整个新生的电力市场本身，那绝对就是由电力直接交易市场代“人”受过、“六月飞雪”、不白之冤。若市场非理性运行，或者说偏离设计值运行，那么参与其间的被改革市场主体们对于市场客观产生的厌怠情绪其存在也必然是合理的。而这种情绪化必然也会进一步侵害电力市场化的进程，就如当年加州电力市场大面积停电一样，其结果必然是停滞或者倒退。
马克思主义哲学告诉我们，新事物的诞生过程必须是以取代旧事物为使命，循环往复不断向前的。而往复的过程也恰恰是最考验人类智慧、最容易实现实践创造的过程。电改来之不易，若不想“夙愿付东流”，在这样一个艰难的环境下，更应该去理性分析问题的原因，同时积极作为的去化解这些矛盾，从而为市场化的真正实现扫清障碍。可以看到2016年凸显出来的主要矛盾并不在电力市场内部，而是市场外部的煤炭边界市场发生剧烈波动导致降价边际消亡，即煤电矛盾激化电电矛盾(发电与用电矛盾)。那么下面就从这里开始分析。
一直以来，贵州省的煤电矛盾都是客观存在的，可以说几近“零和”的状态，其根源就是“市场煤计划电”的矛盾，在“十一五”期间和“十二五”初期，贵州煤炭产能相对不足，煤价一直是一个单边上扬态势，这时候的矛盾解决方式均是以煤电联动，和地方性的财政补贴来化解煤电矛盾，但计划调节的滞后性很难跟上市场的步伐，因此矛盾本身并未得到解决或转化，只是一种损益性的弥补。进入“十二五”后期和“十三五”初期以后，在煤炭产能释放、火电利用小时数下跌的双重挤压下，煤炭市场进入了下行通道，同样由于计划电价的滞后调节作用形成了一个火电边际相对宽松的空间，从而也为2015年-2016年大规模启动电力直接交易创造了机遇。经过两年摸索，实际上当前贵州省电力市场已经初具规模，同时各个市场主体的市场意识也得到了大幅提升，但是随着煤电联动下调电价和煤炭市场煤价长周期低位运行下的市场性产量萎缩，从2016年三季度开始，煤炭产量大幅下滑，整个煤炭市场刚需不足，加之来水预期落空，煤价开始了报复性的反弹，截至年末整个煤炭市场的价格水平已经恢复到2013年以前的状况，而与之相对应的标杆电价水平却已经较2013年下降了13%左右，火电利用小时数也下滑了30%左右，火电全口径单位电价成本已经高于当前的标杆电价，电力直接交易基石受到了严重的侵蚀。
从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的是煤电矛盾的此起彼落、此消彼涨，现下电煤供需矛盾的客观存在似乎只是在周期性凸显而已，但实际上贵州煤电矛盾性质已经悄然发生了转变。在当前电力直接交易市场大幅扩大的情况下，原来纯粹的“计划电市场煤”的矛盾正在演化为“市场煤”与“半计划半市场电”的新型矛盾，矛盾复杂性正在增加。首先在基础电量份额内，固有的“市场煤计划电”依然存在;其次在电力交易初步市场化形成的过程中，由于电力交易数据集中且便于真实采集，因此尽管电力市场建设晚于煤炭市场，但其市场化程度却在一定程度上超过了尚不具备集中交易平台依然处于“车马经济”状况的煤炭市场，导致了后发先至的电力市场与相对落后的煤炭市场之间的市场机制不匹配问题产生，这必然给经济运行管控决策者带来煤电“大运行”调度的新型障碍：一方面在电力市场程度提升的情况下，通过全省电力交易中心、调度中心等信息管道，可以及时的获取到当前电力市场量、价信息，并可以在此基础上进行数据挖掘分析，客观研判未来局势，科学制定管控调度措施;另一方面，由于缺乏全省统一集中的煤炭交易平台，无法清晰实时掌握煤炭调度数据信息，煤炭与发电量的量、价均衡匹配管控调度很难做到科学、实时、高效。再加上，贵州煤炭市场“小煤保大电”基本格局未变、公路为主的煤炭物流运输环节掣肘较多、安全监管形势复杂、新形势下“去产能、去库存”关停并转的产能变化因素繁多，如何进行科学有效地煤炭运行调度确实是一个棘手的问题。
在这样的态势下，煤电矛盾的顽疾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根本解决的。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当前这种新型煤电矛盾下，局部解决问题的契机：
一是原有的“计划电市场煤”矛盾已经得到分化，按照现在的基础电量占比，实际上固有矛盾的自留地已经缩小了一半。对于这部分矛盾，若能够实现国家发改委已经设想考虑过的分省区年度浮动标杆电价政策是可以局部弱化此项矛盾的;
二是电力市场化程度超过煤炭市场化程度的矛盾，是可以考虑通过提升煤炭交易市场化水平来予以弱化的。以毕节、六盘水、兴义三大产煤基地为依托，分阶段形成省级综合性“集中为主、分散为辅”和“中长期为主、短期为辅”的煤炭交易市场，采用现代化的交易手段，可以搭建起一个实时、高效、真实的煤炭交易数据平台。在此平台交易的基础上，首先量、价信息可以快速传递到管控部门用于决策分析、预警管控，以量化真实数据为决策依据排除政策制定和实施的掣肘和干扰;其次可以通过中长期交易，平抑煤价的短期波动;第三价格信息真实透明对称，能够防止非理性的价格预期传导，使煤价水平始终处于一种理性波动可控状态。从而最终形成以煤炭、电力两大省级交易中心为依托的，全省煤电经济“大运行”平台，“煤-电-耗”产业链的各方主体以及政府管控部门均可以从中获取经济活动的数据支撑，再以产业链总效益最大化为调控导向，规范各方市场行为，强化信息披露到监控监管，全社会均衡可持续效益将会得到凸显;
三是考虑到煤炭商品与电力商品的属性差异，尤其在存储性能上截然不同，若煤炭交易中心一旦形成，煤炭商品的市场化程度将可能再次超过电力市场化交易，届时新一轮的煤电矛盾又会产生，因而此时就应提前着手电力现货市场的建设，这也契合国家能源“十三五”规划战略部署，即在2018年开展电力现货市场试点，2020年全面启动电力现货市场;
四是在煤炭、电力两大市场高度市场化的基础上，整个“煤电耗”产业链的价格走势将最终归于锁定或跟随煤炭价格的走势，这从国外发达能源市场上可以找到相应的案例，若真能实现这样的市场输出结果，那么对于能源产业管控方而言，管控的范围和需要考虑的因素将大幅简化，只需要将监管重点放置于燃料市场就可以抓住整个市场的龙头，就可以用煤炭这一根杠杆撬动整个煤电产业链条;
五是在电力现货和煤炭期货等市场要素逐步完善以后，期货、期权等能源商品金融市场将获得建立的基础，届时产业链各方经营者可以不再完全受困于实物市场的风险波动，可采用更多的金融工具对风险进行对冲，从而实现稳定实物市场的作用。同时能源金融突破将会给贵州省经济的进一步繁荣增添新的动力。
上述构想也许过于理想化，其可操作性也有待商榷和研究，但是解决煤电矛盾，破除“零和博弈”应该是煤电产业链上多数从业者的共同向往。特别是对于火电经营管理者而言，一直以来“有电无煤、有煤无电”的尴尬和无奈已经成为他们惯于耗费青春和精力的往而不复之地，如何破冰实现煤电均衡可持续的友好发展态势，仍然需要通过不断实践与创新才能获得真知。
12月，在外交部贵州全球推介活动上，王毅外长说到：“今天的贵州正在依托‘一带一路’连接线的区位优势，成为中国实行开放战略的生力军”。我相信，贵州明天会越来越好，贵州电改的脉络会越来越清晰，只要煤炭这一电力直接交易的基石回归其“定海神针”的作用和地位，那么在化解煤电矛盾同时，我们也将昂首迈入贵州煤电能源经济新的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