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问题关系人类生存
环境恶化的经济原因一般可以理解为市场失灵以及政府失灵，为什么这么理解?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国家对于环境资源的垄断，环境恶化的背后隐藏着的是经济结构的不合理性。
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主导思想下，是要经济还是要环境，事实上如果没了生存环境，那经济发展就缺乏了目的性，以牺牲环境换取经济的发展显然不符合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从另一个层面来讲，如果执念于以经济发展促进生存环境改善，是人类的一厢情愿，还是存在着科学性，这需要进一步思考。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环境问题已经不再是区域性问题，而是全球人类的生存问题。
如何从全球人类生存的角度出发，以更高的认识水准来规范及督导各个国家承担起应有的环境保护职责，最为关键的就是要有行之有效的环保标准。而环保标准的制定不应过多地体现政治意图，而应回归到环保初衷上来。
发达国家在过去的发展过程中已经提前享有了环境红利，随着全球范围内更多国家取得了长足的经济发展之后，全球生态系统容纳破坏的程度基本达到峰值，此时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欠发达国家，如果延续旧的经济发展模式都会增加对环境的负担，造成环境的持续恶化。但如果针对发达国家及欠发达国家采取同样的环保标准，那么对于未能享有环境红利的国家而言就是不公平的。从这个角度讲，环保标准的制定，尤其是国际环保标准的制定，已经成了国家间博弈的新途径，这就违背了解决环境问题的初衷。
全人类都应该公平地享受环境资源，国际环保标准的制定更应该从全人类的权益出发，而不应该发挥它在政治形态渗透领域中的作用。
环保问题需调整产业结构
各国着眼于本国的经济发展现状从而制定相应的环境保护政策，本身没有错，从国家层面讲，也符合本国的国家利益。但需要指出的是，在讨论各国牺牲环境以攫取经济效益的谁先谁后、谁多谁少的公平性之外，环保问题的解决更应该及时地关注大众的现实感受。例如，最近一个时期京津冀以及郑州、西安等地的雾霾天气已经严重影响了大众的生活。如果我们站在雾霾里叫嚣别人也牺牲了蓝天白云的时候，我们就是以五十步笑百步，最终也会步入后尘，甚至是由环境问题引发更多的经济问题。
在讨论环保问题时，各领域专家学者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将环保问题孤立地看待。以雾霾为例，早在2013年中科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的专家就将北京PM2.5归纳为6个重要来源，分别是土壤尘、燃煤、生物质燃烧、汽车尾气与垃圾焚烧、工业污染和二次无机气溶胶，这些源的平均贡献分别为15%、18%、12%、4%、25%和26%。最近有专家称，关于京津冀雾霾天气的形成，京津冀自身的排放量大是最主要因素，对PM2.5污染的贡献为70%左右。这些年关于雾霾成因的讨论一直持续着，究竟谁该为雾霾的后果负责，也成为了讨论的焦点。很显然，目前关于雾霾的成因不会有最终的定论，这里面固然有技术溯源问题，但更多的是我国的产业结构问题。
我国近二十年经济快速发展的背后，房地产的经济助推作用不可忽视，而房地产是不是重污染领域?从直接造成污染的源泉上来讲，缺乏直接相关性，但从钢筋水泥的使用上，房地产就是间接的污染制造者。在过去的讨论中，我们习惯的把雾霾成因归结于对于旧的能源体系的开发与利用，比如煤炭及火电厂、石油及汽车等，这类容易直接关联的污染源很容易使人们理解。
我们今天面临的诸多环境问题，最关键的是缺乏系统地看待环境保护。环保不是单一的问题，而是多行业交叉与衔接的问题。在应对雾霾污染、改善空气质量上控制PM2.5的目标性没有错，但仅仅从压减燃煤、严格控车等措施入手，而缺乏系统性的产业结构调整，只能是治标不治本，是不足以改善我国的环境问题的。
把诸如雾霾的环境恶果完全归结于传统产业的责任是不科学的，但关于产业结构的不合理，一个基本的结论是传统产业的粗放式发展之路不可行。但从传统产业结构过渡到新的产业结构体系中，需要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对于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来讲都充满了机遇与挑战。以能源为例，煤炭作为旧的能源体系的代表者，随着清洁能源替代及电能替代时代的来临，最大的挑战就是如何提高燃煤利用率及降低污染物排放，甚至是污染物零排放等，对于光伏、风电等新能源而言，从前景上看是一片光明，机遇大于挑战，但是不合理的布局也可能使其成为新的环境问题恶化的制造者。
环保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我们不仅需要看到表象，更该思考一下问题背面的隐忧。当新鲜的空气和健康的水资源成为稀缺资源的时候，经济还能做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