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唇齿相依的上下游产业，我国煤炭和电力行业一直处于此起彼伏的“零和博弈”状态。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一直到2003年，煤炭价格一路走低，煤企日子不好过，而火电企业保持着不错的利润。但自2003年以后，煤炭行业进入“黄金十年”，火电企业则日益困难。2012年之后，形势再次反转，煤价一落千丈，火电盈利大幅增加。不过，这样的“好日子”没持续几年，在去产能的大背景下，去年下半年以来煤炭价格同比大涨，到今年一季度已有近四成上市火电企业陷入亏损，而上市煤企业绩则普遍飘红，近九成净利翻倍。
正因为是“零和博弈”，煤电矛盾屡屡爆发。最激烈的当属2011年山西中南部13家电厂多次“联名上书”，直至派负责人赴京向国家相关部门请求调高电价。今年3月，宁夏7大火电厂又联名向当地经信委反映，煤价上涨导致火电企业经营困难，要求解决问题，相关煤企却明确回复，不会降价，不签约则断供。
事实上，政府有关部门一直试图调和煤电矛盾。从早期的电煤计划价格，到后来的煤电联动，再到两次电煤最高限价，又到最近调研督导电煤中长期合同签订及履约情况，多举措增加煤炭有效供应，推动煤价回归。然而，这一切努力作用有限，从中长期看，过多使用“有形之手”，对于建立一个健康稳定的市场体系也是不利的。
煤电矛盾的深层次原因，仍应从“市场煤”与“计划电”之间找寻。虽然我国电力体制改革先于煤炭，但后者却更早地实现了市场化定价，而前者仍由政府管控。起初，很多人将两者的顺利联接，寄望于煤电价格联动，但受诸多因素影响，存在着联动不及时和调整幅度不到位等问题。
据统计，从2004年到2016年，因触发煤电联动机制而调整电价仅四次。去年煤价一年基本翻倍，煤电标杆上网电价却因幅度不足而未上调。再则，由于煤炭和火电这两大产业去产能等供给侧改革未能同步进行，与此前相比，火电行业面临着不小的过剩压力，对价格波动更加敏感，可在新一轮体制改革进展有限的情况下，又很难通过其他渠道转移压力。此外，煤炭、电力及下游用户利益联动机制不完善，尤其是煤价剧烈波动处于不合理区间时，上下游往往博弈大于合作。
要从根本上解决多年来的“煤电顶牛”问题，首先要加快电力体制改革，把“计划电”变成“市场电”，实现“有形之手”和“无形之手”的联动。在此过程中，寻求价格平衡区间，使上下游行业都能找到合理的生产空间。其次，完善煤炭企业、火电企业、用户之间的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协同发展和联动机制，寻求用市场方法解决矛盾。比如煤电双方可以向对方产业发展，或者通过资本市场形成稳定的利益共同体，这样可以起到一定程度的风险对冲。当然，这需要和国企改革等相配套。第三，应运用市场化和法治化手段，协调推进煤炭和电力行业去产能，尤其是电企应抓住时机调整结构，提高效率，淘汰落后，降低能耗，提高自身市场竞争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