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称为“全国电力价格垄断第一案”的山西发电价格约定事件依然“未完待续”，是持续发酵，还是戛然而止?没有任何迹象可寻。
有人认为，山西省电力行协是在错误的时间、用错误的方式、达成了一项错误的约定。
时间回溯到2016年。去年一月，山西省电力行业协会组织部分火电企业召开座谈会，9家电力集团、15家独立发电厂达成公约，其中提出，根据市场情况，各大发电集团及发电企业，按照“成本+微利”的原则，测算大用户直供最低交易报价，省电力行协加权平均后公布执行。
且不论“电力垄断第一案”后续走向究竟如何，单是分析“公约”事件成因，就能还原在电力体制改革洪流中，发电企业的生态环境，进而，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新一轮电改存在的矛盾和问题。或许这些矛盾和问题的暴露，会对电改纠偏大有裨益。
众所周知，自从“电改9号文”颁布后，各地纷纷出台了电改实施方案，不约而同地将降低电价作为重要目的之一。原因很简单——让利本地工商企业，振兴本地经济，服务当地民生。
实际上，地方政府的改革诉求无可非议。有道是，守土有责。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本就是地方政府的份内之事。尽管法不容情，但是，感情往往会不自觉地投射到干巴巴的条文之中。
然而，在晋发电企业大部分是央企，在煤价追涨、电价降低的情况下，很多企业的经营状况朝不保夕，利润空间被逐渐压缩，有的甚至已经跌破亏损红线。
表面上看，这是来自电力市场的力量传递到发电侧，实际则是央企利益和地方利益的角逐，而地方利益日渐占据了上风。
应当承认，改革是一次利益的再调整过程，但改革也是一次利益的再平衡过程，如何平衡好各方利益?恐怕也是深化电力体制改革必须正视和解决的重点之一。
如果说大用户直供电发轫之时，一些发电企业尚可薄利多销，以量换利;但是，随着改革进一步深入，大用户直供电全面铺开，为了获得更大市场，许多发电企业已经难以自持，明知不可为而为之，陷入恶性竞价的被动局面之中，个别发电企业甚至到了越发越亏的境地。
山西境内的很多电厂可以加上一长串的前缀：责任央企、改革主体，以及诸多国字头的荣誉称号。正因为如此，这些市场主体不可能、也不被允许停机不发，即便亏损也要保证供应。这也是我国的电力市场主体与西方电力市场主体的不同之处。
在这样的改革生态和经营环境之下，发电企业“抱团取暖”固然没错，错就错在“相约而同”，形成价格联盟。山西省电力行协急会员单位之所急，扮演着“红娘”的角色，初衷良好，岂料是错上加错。毕竟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没有约束的市场注定一盘散沙。
“电力垄断第一案”的出现有其必然性，它反映出在电力市场化改革的初期，无论地方政府，还是电力企业，都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但这样案例的出现或许并不是坏事，就像青春期的孩子，成长中的烦恼可能更有利于心智成熟。
据媒体报道，6月7日，南方能源监管局、广东省发改委联合下发了《关于建立广东电力市场反垄断联合执法工作机制的通知》。有评论认为，正是山西“公约”事件催生了此文出台。其实，下一步如何升级电力市场管理版本，完善电力市场规则体系建设仍将是政府有关部门的重中之重。
同样，作为电力市场重要主体的发电企业应当进一步提升市场意识，适应电力市场改革生态，而非延用计划经济的思维模式，任性、率性而为。
最近，《人民日报》罕见连续发表评论文章，直陈“最低价中标”危害性。其实，以降低电价为目的电改方案与“最低价中标”异曲同工，值得思考和警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