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0日，在以“雾霾成因与散煤控制”为主题的2017年第一期山东科技智库论坛上，独立调查人、山东科技发展战略所副所长、省生态文明研究中心主任周勇对外公布的三年来他持续跟踪调查的结果回答了“总理之问”，他表示：“湿法脱硫是导致2013年雾霾大暴发的主因，也是2016年铁腕治理下的雾霾天气反弹的主因。”
这一结果得到复旦大学大气科学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陈建民教授、山东大学化学与化工学院朱维群教授的支持。
不过，对于“湿法脱硫”是否为雾霾主因，会议出现分歧，支持、反对和中立三方各抒己见。来自国电系统的王圣表示现有调查并不能证明“湿法脱硫”有“最大嫌疑”，这与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专职副理事长王志轩的看法类似。后者之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对湿法脱硫引起次生雾霾的说法予以坚决反驳，并认为“用伪科学否定脱硫脱硝的正面作用”站不住脚。
什么是湿法脱硫？它为什么会引起双方争议？双方各自给出的理由是什么？哪一种观点更接近事实？科技日报记者采访了部分专家。
“摆事实+讲道理”剑指“湿法脱硫”
“燃煤是造成空气污染的主要原因，因此电厂和其他大型燃煤工厂除尘、脱硫、脱硝是十年来治理空气污染的主要措施。”
周勇向科技日报记者表示，根据调查，目前燃煤烟气脱硫工艺90%以上是采用湿法脱硫，即通过喷射石灰石浆液与烟气中的二氧化硫分子接触反应，最终生成石膏。绝大部分石膏通过脱水而收集，但浆液中的微小粒子和水溶性盐，随烟气逸出脱硫塔，通过烟囱排入大气。过去，一部分相对较大的颗粒，在烟囱附近因为重力降落，俗称“石膏雨”，现在加装湿电除尘或高效除雾器后，这部分基本看不到了；而PM1.0以下的亚微米粒子及水溶性盐，则随烟气、水汽排放到大气中，粒子小，更易漂浮，治理难度大。
在本次论坛上，山东大学化学与化工学院朱维群教授和辽宁工业烟气治理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理事长张中强分别以不同的调研形式支持了这一说法。
周勇向记者展示了几幅图片，它们以曲线图的形式展示出采暖季前后，京津冀及周边部分城市、黑龙江省部分城市的PM2.5变化，以此来验证湿法脱硫对雾霾程度的变化是否显著。
“华电电科院、哈工大等科研人员做的电站锅炉测试实验，从实测角度为我在宏观数据上的分析判断提供了微观技术层面的科学支撑。”周勇表示，华电电科院李壮等人在2015年做的湿法脱硫对660MW煤粉炉PM2.5排放影响的实验研究显示，排往大气中的PM2.5粒子数，是锅炉出口未经除尘设备时的2.094倍，是除尘设备出口的458.28倍。
经过脱硫工艺后，PM2.5的粒子数在0.07微米出现峰值。这些随着水汽排放到大气中脱水后出现的超细颗粒物的个数比没有环保设施时成倍增加，成为致霾的两个关键因素：湿度和凝结核，再加上静稳天气或有逆温层，就形成不同程度的雾或霾。
支持者与反对者四轮论战：喧嚣之后，成因待解
科技日报记者拿到的一份全国政协海外特邀代表、国际中国环境基金会总裁何平于2017年6月给有关部门提交的政策建议，这篇长约3000字的材料，核心思想是“湿法脱硫导致雾霾在中国大面积暴发，建议立即采取措施”。
在2016年冬季京津冀雾霾较上一年加重情况下，何平在今年年初发表《不听工程师意见，中国三年治霾无功！》的文章，此文迅速在网络上引起热议，其反对者便是王志轩。
在采访中，王志轩表示：“如果一定要让我评价脱硫脱硝对治理雾霾影响的正作用和副作用比例的话，我认为应当是99比1的比例，即99份的成绩是压倒性的，1份的副作用会增加霾，即可能增加一些难以去除的气溶胶排放等，但这种增加微乎其微，对环境质量中PM2.5的影响比例几乎可以忽略。”
此后，两人在各种媒体论战四个回合，甚至引起有关部门注意。科技日报记者得到消息称，相关部门曾专门召开研讨会，但双方各自论据不足，最后不了了之。
上述争论也蔓延到本次“雾霾成因与散煤控制”论坛上。“湿法脱硫”陷入争议，谁是雾霾成因的“罪魁祸首？”周勇认为，湿法脱硫对SO2的去除功劳巨大，但它最后一个排放环节的不足，导致大气中次生超细颗粒物增加，急需改进。“数据不会说谎。采用相互独立的大数据、气象数据和山东大学2013年前科研用监测数据进行定量分析，都证明2013年雾霾大暴发是一个突变、突发事件。只有湿法脱硫是一个完全吻合的突变因素。”
“争论是好事，时间和事实会证明孰是孰非。”周勇说，“但我们必须有担当，在治霾这个全民战役面前，不能久拖不决，贻误战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