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少数派。”和何祚庥一见面，他开口的第一句话便直截了当。“但是我认为我的观点是正确的。”
中关村东路55号，中科院理论物理所的所在地。在东北角一座靠近北四环的灰色大楼里，除了有事外出，何祚庥依旧每天坚持来此办公。在办公室，除了他和秘书的办公桌，满目剩下是资料和书籍，在不大的空间里显得有点局促。
他是中科院院士，早期从事粒子理论、原子弹和氢弹理论的研究。他曾对伪科学、邪教口诛笔伐，反对“特异功能”、反对伪科学，被称为“最早揭露法轮功的人”。而后，因为经常就经济、社会问题发表自己鲜明独特的观点而备受争议。
尤其是近年来，何祚庥对我国能源问题很是热衷。先是反对我国核电“大跃进”，后又反对建设“内陆核电站”，这些都在一时间将其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并且使其在能源圈的活跃程度不亚于在科学界。
他本应该是受人尊敬的“两栖”院士，但是不欣赏他的人讽刺地称其为“万能科学家”，更有甚者，将其名字写为“何诈麻”，认为他作为院士却不务正业，发表的能源、经济观点难以令人信服。
“在某些问题上，何祚庥了解的并不专业，并且很偏激。”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业内人士也如此评价他。
虽然广为诟病，这位老人却依旧执着而固执，独守自己的立场上。他喜欢自称为“何某人，”并且不经意间，常常带着点骄傲地语气说“我何某人认为……”，因为他认为自己的观点是站得住脚的。
“社会需要反对的声音，所以也需要他的声音。”他说。他精神矍铄，逻辑思维清晰，但是由于岁数缘故，也偶尔会露出龙钟老态的神色，并且改变不了需要带着助听器才能更好沟通的事实。
对于他来说，最无奈地是，面对很多现实问题和争议，大多时候，他无能为力。
反对核电“大跃进”
“我过去是研究核能的，就是因为研究过，知道里边有多少困难，所以我个人对核能的发展有一个大转变。”何祚庥对记者说。
1951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的何祚庥，曾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后因国家需要研究原子弹问题，抽调全国力量，其被选中参加原子弹和氢弹的研究工作。“与邓稼先等人共事过。”他不无自豪感。
按其工作经历，他也能算作我国最早一批为“核能”做出贡献的人。但是，2011年的日本福岛核事故后，何祚庥却频繁发表言论，反对我国核电“大跃进”。
“一个切尔诺贝利事故，影响了几代人?正是因为知道这其中的危害，我希望中国核电建设能稳一稳，不要大干快上。先把已经建设好的做好，运转几十年以后不出事故再说。”何祚庥坚定地认为。
另一方面，他还在为核电站的退役问题忧心。“目前看，核电站的退役问题并未引起我国的重视。退役是要投钱的，并且价格不菲。一旦加入这部分成本，核电就变得不那么经济。”
“而且，如何处理核电站退役后的污染源，这一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退役后的那些放射性物质到底怎么处理?埋到地底下，装到钢筒子里，都不是最终的解决方法。”何祚庥告诉记者。“解决不好，后患无穷。这也是我反对核电大发展的原因之一。”
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原所长周大地曾发表观点说：“中国如果简单地跟着西方放弃核电，那是有点傻。”何祚庥直言：“能源专家不能深刻理解核事故的破坏力，那才是真的‘有点傻’。”
在此之前，我国能源部门将未来解决能源问题的筹码大幅度地压在了核电上，提出中国核电2020年达到7000万-8000万千瓦规模的目标。虽然核电站的建设在民间仍有争议，但是在福岛事故之前，中国政府高层及业内，都默认了核电的清洁能源地位而下定决心大力发展。
“做能源的绝大部分都属于某一个能源集团的，他们是为这个集团利益着想的。但能源问题是一个全局问题，必须科学地做，不能为了一个集团的利益。”
在何祚庥看来，提出这样高的核电发展速度目标，我国还没有作好准备，安全方面的准备尤其不足，并且中国的铀资源储量并不能满足核电如此发展的速度。
福岛核事故给加速的核电建设热潮泼了冷水。而何祚庥的反对核电“大跃进”的言论在彼时的舆论环境下更是被炒得沸沸扬扬，一时间，民间“反核”、“恐核”的情绪高涨。
他是第一位明确提出对我国核电发展有异议的院士。福岛核事故后，全球核电发展都进入“反思”阶段。如果说，何祚庥反对核电“大跃进”的言论只是对我国核电发展进行的反思，其并不会被如此广大“挺核”人士所诟病。
关键在于，随后，他又参与了有关彭泽核电站的“内陆核电之争”，明确指出，坚决反对在我国建设内陆核电站。被孤立的“谨慎派”
2012年年初，安徽望江人找到了何祚庥，希望其能够帮忙呼吁停止建设内陆核电站，何祚庥将他们的陈情书通过中科院递到了中央。
何祚庥的原籍为安徽望江，带着这层关系，有人认为他是站在望江人一边，存在私利。“事实上，我这辈子一共就去过一次望江，我们何家人的子孙后代基本都搬出望江了。在那边，我一无朋友，二无投资。”他表示这是可笑的说辞。
其称，在事件发生之前，他就早已对内陆核电站的建设存在异议。望江人找到他时，提供了相关的材料，他立马就答应下来了。“这属于国家大事，一旦出事，就是不得了的大事，我觉得我有责任出来说这个话。你们听不听，我管不着。”
同时，他认为，望江人之所以找他，除了他能够愿意在媒体公众面前发表反对建设内陆核电的言论外，还在于能出面说这些话的人，是需要一定资格和分量的，而他具备这种条件。
何祚庥反对内陆核电建设的理由有三：目前所“计算”的核电“安全”系数，都是理论上可计算，未经实践或实验考验过，很多如恐怖分子袭击、天外陨石袭击等风险并未计算在内;内陆地区建造核电站，如果一旦遭遇大旱之年，冷却水断绝，这将立即产生特大核电站事故;一切风险决策都要计及两个因素，也就是“风险概率×风险后果”，现在的核电站设计者又无法保证其“不安全系数”接近于零。
他自认为自己的言论依据可靠、理直气壮。但是在一些当今核电发展支持者的眼中，却是一大笑话。国家核电技术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王炳华就给予了反驳，“核电业的所有人士，包括地方政府的意见和社会公众的意见，都认为中国内陆必须要发展核电。”
“我们也没有搞‘大跃进’，所有准备在建的项目，完全是在政府的规划范围内，完全在政府的产业指导政策内，完全符合国际和国内核安全相应法律法规标准的要求。”王炳华坚决称。
中核集团一核电技术人员也对记者表示：“他这些理由，其实是担忧过度。他担心天外陨石撞击核电站，担心长江水系严重缺水，这看起来都是很牵强的理由。”
何祚庥也知道自己的处境：“那时候我是孤立的。其实，在一个院士的座谈会上，我就提出过这样的观点，唯有师昌绪认为我的观点可以讨论、参考，大多是反对我的。”
在反对内陆核电的事情上，何祚庥得罪了一大帮支持核电者。“我知道，他们中有些人对我恨得不得了。”但是他又不无得意地认为，自己获得了胜利，因为国家暂停了内陆核电的审批。
但在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冠兴看来，“何在核电这块的影响其实是很小的。我们不需要专门因为他做出反驳。”
2013年5月，包括李冠兴、叶其蓁在内的6名中国工程院、中国科学院院士，在湖南岳阳、长沙、益阳开展核电知识科普活动。
六大院士向群众宣称，每个核反应堆年发生严重堆芯损坏事件的概率低于十万分之一，发生大量放射性物质释放事件的概率更是低于百万分之一，核电站周围的辐射比砖房的辐射还小。从现有技术条件看，核电是安全的，国家有能力在内陆建设和利用好核电。
六大院士的行为，无疑是希望促进内陆核电建设的重启。这对何祚庥的观点又是一大挑战。
“我没有不允许他们发展核电。他们有自己的理由。我的意思是，可以建设核电站，但是别在内陆建设了。”何祚庥略显无奈，“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要中国完全把核电停下来，是做不到的。我不是‘反核派’，只是‘谨慎派’。”
面对核电发展的现实，他对核电的态度，似乎出现了缓和。值得一提的是，他目前将更多的关注度从核电转向了可再生能源上，认为中国能源未来的出路不在核电，而在于可再生能源。
他正在积极推进第三代光伏发电技术——“太阳能炼硅+跟踪+聚光+高效聚光硅电池”。带头设计的太阳能高效聚光器已经从之前的4倍效率，提升到了目前的8倍。他经常将这个类似小学课本上介绍的太阳灶的锅状聚光器向外人展示，即使是出差，也常常将它随身携带，方便向人介绍。
当问其何时能够投放市场，进行产业化的时候，这位一直信心满满的老者，突然变得失落。“就是弄不到钱，有钱了就能往外推广。”他曾经找过保定英利和无锡尚德，想看看有没有合作的可能性，但都遭到了拒绝。何祚庥觉得，不被接受是因为这些企业都不懂光学，对光学的潜力心中无数。
事实上，晶体硅和薄膜电池是目前中国光伏产业中的主流技术。何祚庥的太阳能聚光器就像他本人一样，在市场上仍旧属于少数派。
